科学普及到总结描写今后华夏各样生活和拼搏的开采的整个法学,左翼作家们鼎力于新兴文艺的创作

——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六月十日。
CC
〔1〕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和《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1932年1月,《北斗》编辑部发起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讨论。为何要开展这个讨论?丁玲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这个大变动的形势面前,左翼作家不但要带头而且要团结广大作家去反映已经变动的时代,迎接更大的变动,创作不能再‘不振’了!”该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南方16省发生特大洪灾,在民族危亡时刻,具有强烈救亡和启蒙意识的左翼作家深觉创作不能再低沉下去。“因而创作问题,不但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现在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左联成立快两年了,但作家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题材、方法和形式等仍未达成共识,创作出现混乱和错误的倾向,召开一次征文笔谈并从思想层面达到“正确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解决左翼文学创作不振的重要举措。《北斗》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同时又是大型文学刊物,且左联常委(瞿秋白、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郑伯奇、张天翼、叶以群)“或长或短都参加和指导过《北斗》的编务工作”,《北斗》因此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阵地。有感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创作状况,杂志社发起了这次征文讨论。除主编丁玲外,22位应征者参与了讨论,他们是:郁达夫、方光焘、张天翼、戴望舒、袁殊、穆木天、叶圣陶、建南、鲁迅、寒生、杨骚、徐调孚、胡愈之、周予同、郑伯奇、邵洵美、华蒂、陈衡哲、茅盾、陶晶孙、姚蓬子、沈起予。在这份名单中,除叶圣陶、徐调孚、胡愈之、邵洵美、周予同、陈衡哲外,其他都是左联盟员,有的还是左联领导,如阳翰笙、郑伯奇、叶以群等。以这些人来探讨创作,话题不自觉地就转换为“左联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如果排除左翼文学的创作状况,站在非左翼立场上看,创作就不再是不振,而是在平稳中发展、逐渐提高,虽有所寂寞,但在目前的社会中也是正常的。徐调孚指出,以前的文艺创作实在没有“振”过,又何来“不振”?戴望舒以为:“在量上固然是没有前几年那样多,现在质上却已较进步得多了。”叶圣陶甚至认为因“生活欠充实不能写出充实的创作”,“以乱写为戒”,“这不能说是不好的现象”。可见,关于文坛创作振不振,大家的看法并未一致。基于不同的理念和立场,自然对文坛创作的评价和期待各不相同。笔者以为,姚蓬子的话道出了文坛的真实状况:“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吗?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转移到大众的眼下了。”转移的结果是“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姚蓬子作为《北斗》的编辑,说话不可不慎重。这透视了当前文艺创作的实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或者说普洛大众文艺创作不振!方光焘、张天翼、郑伯奇、阳翰笙都在笔谈中确认了这一创作不振的事实。讨论中也提到资产阶级文艺的没落消沉,但并未给予解决方案(“让他们没落去罢”),给文坛开出的药方都是针对普罗文艺,因此,我们认为这次讨论针对的是左翼文学。
那么,左翼文学发展至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方光焘认为:“作品的大部分,多半流入于转弄技巧的途上去了,或竟是全篇充满了标语,口号,概念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没有力量,自不待言了。”郑伯奇从内容和技巧两方面来批判普罗文学存在的问题,他说:“即就普罗文学的阵营来讲,我们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批判:概念诗,抽象的小说,架空的戏曲,革命的冒险故事,总归一句,这一些观念论的倾向,我们的普罗作家没有吗?——有的,的确是有的。”同时认为在技巧方面也应该得到“清算”:“直译体的语派,舶来品的辞藻,新六朝风的美文,没落期的病态心理描写,这一切都表示现在的普罗作品还没有脱离沙龙和咖啡座的气息,这样的普罗作品,不能为大众所接受,是当然的。”左翼文学存在这么多的缺陷和不足,直到现在“还没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政治的打压下反而更加萧条了。因此,希望借助这次笔谈使文艺创作配合当前的革命现实,创作出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规范的作品,以此在文坛和政治上取得话语权。
二、讨论的内容 1、不振之原因
应征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探讨了左翼文学创作不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而言,时局动乱,政治压迫,缺乏言论自由,文人生活贫困,作品商品化等是造成创作不振的外因。方光焘就说:“言论的不自由,文人生活的穷困,作品的商品化”这些因素影响到创作。胡愈之指出近来文艺创作的消沉,“与其说是由于文艺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袁殊也认为:“文艺创作之不振,这不是文艺的本身问题;实在是由于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溃腐过甚,军阀战争从未安息过一日”。郁达夫全部从客观环境来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政治都在颠倒混乱中,“军阀擅自杀人,压迫得太厉害”“文艺创作者要去做官,当兵,或从事于革命工作,所以没有人能做出好东西来。”文艺创作本来是闲暇人士余裕的产物,在革命时代,人人忙于革命,没人好好去做虚幻的文学事业,再加上政治压迫,经济破产,人民生活困难,新闻出版业遭受摧残,读者购买力薄弱,文艺创作者的生活无处安顿,从而影响创作的整体局面。阳翰笙则明确指认新兴文艺思潮是被“政治上的压迫”打压到地下去了,左翼创作因此“受了一个很大的障碍”,直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导致左翼文学创作不振。总之,多数讨论者认识到社会动乱、政治压迫、缺乏言论自由、文人生活贫困等外因必然影响到创作,这是可信的。民国时期的作家生活在一个商业化时代,如碰上政治高压,作品卖不出去,生存就会成问题。但如果全部归之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却并不妥当。历史上社会动乱之时往往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何况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并未完全失去肓论自由。民国30年代文学,总体上讲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并非如讨论者所述那样糟糕,这些文章仅仅表明:只是左翼文学运动在当时局势下遇到了挫折,进入发展的艰难时期。
更多的应征者是从主观方面探讨了创作不振的原因。左翼作家旧的意识尚未脱离,新的意识又尚未建立,处在探索阶段,创作难免无所适从。张天翼就指出,左翼作家们努力于新兴文艺的创作,摒弃个人主义思想,试图表达新兴阶级文艺,“一方面是已抛弃了——或只是部份地抛弃了——旧的个人的抒情,和身边近事的描写,但另一方面,新的意识还没把握住,因此创作陷于非常的贫困之中。”茅盾则认为创作者尚未克服旧意识,“怀抱着没落的布尔乔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没有“接受那创造新社会的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不得不“代表”和“表达”新兴阶级的智识分子本身就尚未脱离旧意识的窠臼,新的意识又未及时产生,处在创作的调整和过渡阶段,从而无法创造出具有时代伟力的作品。作家普遍缺乏生活实感和革命经验。杨骚一言以蔽之:“创作之所以不振,就因为作家没有新兴阶级的实际生活的经验。”在生活和心理方面,都与新兴阶级相脱离。戴望舒尖锐地批评作家露出“生活的缺乏”的大弱点:“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一种不真切的,好像是用纸糊出来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者的生活样同,也不知道资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他们偏要写着这两方面的东西,使人起一种反感。”戴望舒虽为左联盟员,在艺术追求上与左联理论家有一定的差距,他认为左联的作品存在某种程度的虚假状况。左翼作家创作的技巧差,不够大众化。左翼作家致力于普罗文学创作,但对“如何写”的问题并非了然于心,也还没有典范作品创造新形式和新技巧以供大家学习和模仿。另外,创作革命文学的工人、革命家虽有生活实感,但艺术技巧差。徐调孚就指出:“由于思想之激剧的进步与转变——一种新兴的思想和新兴的文艺理论既已深植于文化界了,然而基于这种新的理论的创作技巧却匆促间犹未养成,而旧的意识又未能全然给正确的意识所克服;因此在努力创造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的作家,终未将十分圆熟的作品,贡献给读者。”陶晶孙认为,“大众的识字倾向很少,文学作品的大众化倾向很少”。戴望舒则批评作家“技术的幼稚”是不可能进行创作的。文字功夫不过关,创作技琢差,不够大众化,必然影响到左翼文学的创作局面。
2.出路与对策
应征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作不振的原因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应征者则借此讨论含蓄而委婉地批评左翼文学的创作问题。总的倾向都是希望文坛振兴,消除不振的因素。作家要求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沈起予就认为“这儿的先决问题,是要争取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阳翰笙直言:“我们得打破文化上的法西斯蒂的压迫,争取我们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时局动乱、政治压迫、言论自由缺乏等导致创作不振,自然就需要争取写作和言论的自由。作家要努力获得新意识和新观念,克服残余着的小资产阶级旧意识、旧思想,“确立现实主义的态度”,信仰“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列宁的世界观”。主编丁玲号召作家要“从实际的斗争工作上”获得正确深刻的理解,在大众集团里解脱掉“旧感情和旧意识”,作家们面临着一次观念上、思想上的改造。作家要深入社会,充实生活,与大众融为一体,在创作中实现文艺大众化。姚蓬子号召作家要“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阳翰笙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层面提出对新进作家的要求。一要“抛弃中国传统的新旧文人的习气,将自己的生活,艰苦的融流在劳苦大众的实际斗争生活当中,和他们打在一块儿”,二要在语言形式上实现大众化,创造出“大众不仅看得懂,读得懂,而且还要听得”的文艺作品。加强文艺创作的技巧性。个别作家从艺术形式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戴望舒就认为文艺创作要经过“生活,技术的修养”才能走上正轨。丁玲贡献的十条创作的建议和体会,比如“用大众作主人”,“说话要合身份”,“不要发议论,把你的思想,你要说的话,从行动上具体表现出来”等多为技巧之谈。鲁迅提及的八条创作经验几乎都是艺术技巧方面的内容,例如“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说的是人物典型的创造方法。加强新兴阶级的识字运动,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杨骚简明扼要地指出:“马上举行新兴阶级的识字运动!这是救治新兴文艺创作不振以根本药方。”周予同也认为,“我觉得目下最重要的事是‘劳动者教育’的提倡”,文艺家应该“努力于新兴作家的培养”。姚蓬子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已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逼的任务。”理论上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需要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目前无产阶级文化程度低,需要加强新兴阶级的识字运动,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这一点在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中逐渐被提上日程。
三、影响与局限
民国三十年代文坛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氛围中,不仅有左联领导的左翼文学,还有自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新月派、新感觉派、现代派,当然还有官方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等等。左翼文学在这两股大的潮流中生存,承受了强大的压力。从当时文坛看,左翼理论和批评在文坛上独据一方,舆论声望很高。然而,“一种文艺的产生不是由于几个理论家的摇旗呐喊便可成功,必定要有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来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无产文学的声浪很高,艰涩难通的理论也出了不少,但是我们要求给我几部无产文学的作品读读,我们不要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左联的创作状况,既遭到了新月派梁实秋、“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的攻击和指责,也承受着在文坛上流行的新感觉派、通俗文学等的挤压,同时还受到左联内部成员鲁迅、茅盾的批评与不满。从国民党方面看,左联一成立就被列为非法组织,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的宣传法、出版法等措施来限制言论自由,查禁有违党治言论的杂志报刊以及封闭书店等等。有意识地加强民族主义文艺建设,扶植官方文艺团体,以对抗和限制左翼文学的发展蔓延。最令人难堪的是,左翼文学自身发展也遇到了严重问题,左联成立以来一直要求左翼作家创作大众化的作品,为此,组织开展了两次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但直到《北斗》举行这次笔谈,左翼文学都未能出现令人满意的作品,无法在新形势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反而遭到了“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嘲讽与抨击,展开了“左联”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文艺论战。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这意味着左联作家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培养自身的文艺,具备将文艺服务于政权的意识和觉悟。从三十年代整体的文学状况和政治形势看,此次创作不振的讨论意义重大。
一是对当时的左翼创作进行批评,实事求是地批判和反思。在左翼人士看来,左翼的理论是先锋的,也吻合国际潮流和中国现实,但创作实绩远未达到理论要求的高度。理论与创作的悬殊使左翼人士不得不反思自身的文学创作,进行一次自我创作的批判,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得更好的创作成就。因此,讨论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文坛创作尤其是左翼文学创作不振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对“改变左翼文学创作不振的局面是很有益处的”,对左翼文学的创作具有较好的理论指导作用,指明了作家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路线,鼓励作家振作起来从事于新兴阶级的文学事业。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丁玲,她在访谈中总结“这种笔谈式的讨论不能说有多深入,但它多少起了动员作家迎接新的变动、反映时代变动的作用。”可以说,这次笔谈使众多的作家和读者认识到当前文艺创作的缺陷,树立起正确的创作观念,重视起文学作品的创作问题。二是为左翼文学的创作指明或者说限定了方向,直接影响后来的左翼文学观念的确立及其发展面貌。左翼文学中理性的政治原则对文学创作具有明确的理论设计、诉求与期待。这次讨论谈到作家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旧观念,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意识、新观念,深入社会,充实生活,努力实现文艺大众化,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等等,其实质目标是建立左翼文学创作的新规范和新标准,为左翼作家指明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道路。左联决议文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明确提出作家必须从创作的题材、方法和形式等三个方面进行全新创作。以《北斗》为例,发表这次笔谈的第2卷第1期是个分水岭,此后《北斗》骤然变“红”,中间派作家冰心、戴望舒、凌淑华、沈从文的作品不再出现,多了冯雪峰、瞿秋白具有指导意义和批评性质的文论,如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和瞿秋白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发表了葛琴的《总退却》和文君的《豆腐阿姐》这样的革命战争题材以及白苇的墙头小说,戴叔周的《前线通信》等等,紧接着出现“文艺大众化问题征文”。总之,《北斗》在这次笔谈之后确实有所变化和改革。继《北斗》之后周扬主编的《文学月刊》更加激进和左倾,继续开展文艺大众化讨论,推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丁玲在《北斗》上发表的《水》以新的题材、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等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转型,由个体心灵的表达到革命、阶级的叙事,标志着“新的小说的诞生”,“新”即根据左联文件和左联规范的创作要求,创作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想范本。“在《水》之后,我的写作完全改变,因为我整个生活变了,我的哲学深入了,我的思想终于成为辩证的了。这种新的作风常被批评家称为‘无产阶级的’。我想,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无须一定描写无产阶级,但必须有无产阶级的观点。我的小说现在以中国无产阶级为对象了。”“辩证”“无产阶级”“新作风”,丁玲的表白清楚地表明创作不振的讨论中倡导的写作要求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总而言之,左联通过这次讨论在具体地规划着左翼文学的愿景、目标和理念,从而更好地为新形势、新任务等政治目标服务。观之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强调以“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两个“重大题材”,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这次讨论显然是一个最初的雏形,开启了对作家创作的管理和规训。
当然。这次讨论的缺陷也较为明显。应征者人选的过滤是其中的一大缺憾。由于非左翼作家、中间派人士的缺席,造成了左翼人士的声音过于强大,掩盖了其中可能碰撞出的思想的火花和意见的分歧。缺乏对手的争论以及旁观者的清醒意识,讨论的缺陷就不容易得到纠正或反省。多数左翼人士盲目模仿苏联的创作方法和经验,不加辨别地引进“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观和方法论,达到了膜拜的程度。如郑伯奇机械地以为“把握唯物辩证法”是“普罗作家的第一步”,是“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唯一方法”,“建立普罗写实主义,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提倡大众化的文学,也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前提。”同时,要实行“新兴阶级的识字运动”首先就必须借助政权的作用,然而在一个非新兴阶级统治下的中国,这几乎等于空谈。“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和方法。同样没有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当然,这些偏激或局限有可能是左翼作家为“唯物辩证法”等理念树立权威而有意为之,但如果有非左翼作家参加,那么这些偏激或局限就有可能在互相的争议与交锋中得到缓解,从而有助于确立一个较为科学理性的左翼文学观。最重要的是,多数应征者并未认识到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及自律性的审美要求。他们很少从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如何繁荣文艺创作,而多从政治的角度强制文学创作承担不可承受的重担。从文学服务于启蒙,到文学服务于政治,这是对国家具体历史进程及文化生态较为机械和功利的见解。当然,像茅盾、丁玲、张天翼等著名作家,他们并非不知道文艺是特殊的个人化创造,并非通过指导和策划就能够实现创作振兴。但囿于背后的政治立场以及左联的需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以及大众性,其背后隐藏着作家复杂的心态。
最终,这场讨论理念地设计了一套左翼文学的规则与标准,却难以在实践中创作符合标准的范本。要么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政治理念,但缺乏审美意识,要么有艺术审美,但不符合政治要求,两者之间难以和谐相融。左联文学中的机械论、主观论、观念论也依旧未能摆脱,创作不振的焦虑仍存留在左翼人士的心中。自此,创作不振的讨论余音缭绕。1933年,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起“文坛往何处去”的讨论。1934年,郑伯奇的一篇《伟大的作品底要求》引起《春光》杂志社发起“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的征文讨论……这些讨论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令人深思的命题。遗憾的是,实质性的成果并不明显。“雷声大、雨点小”,理论与作品的出入,似乎成为左翼文学摆脱不掉的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民国历史文化框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skgt201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
Web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