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204.net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壹玖伍叁年八月就提议2个华夏的久远发展战略性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使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地促进相互联系的两个转变,一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一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至于在什么条件下、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两个转变,党中央、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过一些设想,后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着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下半年,国家发展的形势是,土地改革的任务即将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在和谈的主要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久可望结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又有繁重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我国只用三年就实现了预计的目标,获得了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条件。按照“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中共中央决定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请薄一波提供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薄一波从他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其他中央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摘要写成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记录本遗失,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一份记录毛泽东酝酿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材料。)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证明,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统统都失败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创立初期的纲领明确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体现。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才能走第二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提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设想,先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如同1950年6月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至1952年中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只是在零售方面,私营商业仍占572%)。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更为增强,不仅控制着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业部门,而且在现代工业中超过私营工业占居了优势,并在批发商业中占明显优势,能够有力地调控重要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从而使国营经济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其次,私营工商业经过一系列调整,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国家的管理和监督。再次,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40%,初步显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农业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在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业的恢复和新建设项目的开工,要求商品粮和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发展,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①(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生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党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原来设想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从容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到,三年以来社会主义因素一直在不断增长,并且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去解决。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五。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②(②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以后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已居于领导地位,非社会主义因素已不断受到限制、改造。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周恩来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就曾明确指出:“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人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①(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初步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问题正式进行了讨论。6月15日,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8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传达了毛泽东对总路线的这个表述。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②(②1951年军费开支占伞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过渡时期的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说明:“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本来,对“要在实际上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去”的方针政策,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作过原则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增强,并包含着对资本家私有制和农民小私有制的初步改造。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党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其内容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确定原则的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的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在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的政治条件下,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特别是国营工业的比重占居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迅速壮大,使建设国家工业化获得基本的经济条件。从国际环境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加上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与经济援助,就为我国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鉴于国内、国际方面的条件都基本具备,党适时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根本上符合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要求。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在劳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特别是加快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与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同时,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必然促使个体农业向着合作化方向发展。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①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的决定(草案)》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页。)

过去的三年里,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但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机器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在资金、原料、市场方面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自身发展很困难,不可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这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党和政府三年来采取的打击不法投机资本、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以及后来的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要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有必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使整个经济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为主体是不行的,但若离开了改造个体经济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翼,就会妨碍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顺利进行。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两翼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十月二十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党稳妥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问题。关于农业实行集体化的过渡形式,实际上在经济恢复的实践中已经基本解决了。这就是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确定的,在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常年的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合作社形式,使其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手工业。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而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百分之六十七。……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出进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极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这是现在的情形。

在这方面,党内曾作过一些初步探索。早在1948年9月,张闻天在东北局提交中央的一份报告提纲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经济的建设方针》的党内报告提纲中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1950年6月,陈云总结调整城市工商业的经验,提出对于私营工厂通过加工订货的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的观点。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些探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但还很不成熟,有待于在实践发展中加以证明和具体化。

  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为了确切掌握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便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3年四五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等私营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广泛听取当地财经、工商、税务、银行、工会等部门的情况汇报,召开有中南局、华东局及相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深入考察了私营工业的状况,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

  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从生产力来看,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工业都有较快发展,不但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技术,扩大与改进了设备,使国家不但掌握国营工业的产品,而且能掌握私营工业的主要产品,有了保证商品供给和制定价格政策的主要物质条件。从生产关系上看,私营工业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其中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报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议: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如何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途径问题,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3年6月,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报告,以及中央统战部在这个报告基础上起草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不久,又决定对资本主义商业也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当时设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具体估算,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18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报告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被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一意志。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十月二十四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③(③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手稿,1952年11月13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例如: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一要消灭,一还要扶持一下。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绌。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指我)。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②(②以上均见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①(①《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

  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

  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

  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

  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

  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

  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

  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

  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

  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

  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

  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

  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

  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

  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

  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②(②《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二月二十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①(①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见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编《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96期。)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修正税制的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

  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

  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

  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

  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

  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

  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把新税制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给以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当事者薄一波等人感到震惊。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六月五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③(③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文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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