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坐着周恩来(Zhou Enlai)、郭隆真和到京城请愿的丹佛儿女学生代表们,  周恩来(Zhou Enlai)的亲娘万氏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www.204.net,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原标题:周恩来创办觉悟社 启用“伍豪”这个代号

  魅力周恩来》节选。

创办觉悟社

9月2日,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出北京站,奔往天津。车里坐着周恩来、郭隆真和到北京请愿的天津男女学生代表们。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艰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打破了当时男女互不接触的界限,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大家由进京请愿斗争的胜利谈到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率直活跃的姑娘郭隆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热烈的反响。张若名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好合并成一个团体,便于统一行动。”

周恩来一直在倾听着大家的议论,渐渐地,他心里有了一个明确的主张。他站起来,沉静地说:“学习北京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从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可以出版一种刊物。这样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的倡议显然成熟多了,得到大家的赞同。新成立的团体取什么名呢?周恩来说:“就叫觉悟社,怎么样?”郭隆真等人高兴地拍着掌说:“好,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

经过10多天的准备,9月16日,温暖的秋阳照耀着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照耀着神采奕奕、分坐在会议桌两边的10位男青年和10位女青年。他们当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总统当面论战的勇士,有断指写血书赢得群众支持的英雄,有面对广大群众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有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下面不改色的巾帼豪杰。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激动的事迹。今天他们聚集到一起,将要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像一群勇敢的拓荒者一样,去开辟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站起来,眼睛里放着光,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用压抑不住的激动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以无限敬慕的神情,望着他那清癯的双颊,因日夜操劳而布着血丝但仍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激动地望了望大家也同样激动的面容后,继续说:“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在庄严的气氛中,社员们彼此互相介绍,郭隆真特别介绍了其中年龄最小却最活泼、大方的姑娘——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邓文淑。

邓文淑乳名玉爱,才华出众,擅长演说,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邓庭忠曾是广西南宁镇台(武官),1908年在新疆暴病而死。母亲杨振德在医学上的造诣较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母女俩辗转来到天津,靠行医维持生活。1913年初,小玉爱随妈妈来到北京,并进了平民学校,取学名“文淑”。可是,好景不长,学校的校长是社会党人,学校被查封,母女俩只得回到天津,邓文淑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两年后,邓文淑跳级报考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并以第3名的成绩考上预科,获得学费宿费全免的奖励。第二年,邓文淑顺利升入本科。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邓文淑与同班同学张嗣婧、梁岫尘、张若名、刘韵玲等“五朵金花”被称为女师十学级的“五魁首”。

听完有关邓文淑的介绍,周恩来向她投以赞赏、信任的目光。这时,邓文淑站了起来,说:“自今天起,我自己改名为”颖超”,开始新的革命人生。”话音刚落,大家不由得齐刷刷地鼓起掌来。

大家介绍完毕,周恩来接着说:“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觉悟社正式诞生了。

会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根据大家讨论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结合“觉悟”这一主题词,周恩来在会后加紧起草《宣言》。《宣言》宣布觉悟社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和“自决”。它要求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专程来到觉悟社,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取得真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以后,觉悟社还请了刘半农讲“白话诗”,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徐季龙、包世杰畅谈救国问题。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已在这月8日注册入学,学号是62号,进该校文科学习。不几日,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后来在跟人谈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是南大挂了名,因为反动派迫害,未读多少书。”

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8周年纪念会。会后游行,邓颖超、张若名等觉悟社女社员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持“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各色小旗高喊着口号。刚刚走上街头,几百名保安队、警察挥舞着枪托野蛮地冲向女学生。面对拦阻和殴击,邓颖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爱国”、“禁止打爱国学生”等,一面勇猛地向外冲。警察动手了,邓颖超被打得吐血,她的好友王贞儒被枪托击伤肩膀,觉悟社社员李锡锦被刺伤眼睛……尽管11人被殴伤,大家没有屈服,在周恩来等的带领下冲向警察厅。

这时,大家推周恩来、李毅韬等4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拒绝接见,而是派代表丁振芝会见学生代表。一见面,愤怒的周恩来就质问:“为什么禁止群众国庆游行?为什么纵容军警打伤学生?”蛮横的丁振芝根本听不进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向法庭起诉去吧!”说罢,拂袖而去。

群众更加愤怒了,周恩来等代表又去见省长曹锐,可曹锐溜了,只有一个参谋长出来敷衍。天色已晚,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暂时散去,做好其他斗争准备。

10月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动。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觉悟社社员在宙纬路三戒里4号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家里聚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总结了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为更好地发挥作用,主持人周恩来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建议:“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颖超和郭隆真、张若名用白纸条写好50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大家笑着,嚷着,去取纸卷。

“1号,1号”,邓颖超高声叫:“我抓的是1号。”周恩来抓到5号,他笑说:“我可用”伍豪”这个代号。”这时,头脑灵敏的邓颖超马上说:“我是1号,可用”逸豪”这个代号。”

这样,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刘清扬抽到25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50号,代号“武陵”。张若名抽到36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37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43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41号,代号“施以”……

一时,满屋“1号”、“5号”、“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觉得自己陡然采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行动,连姓名都废止了,十分兴奋。周恩来沉稳地说:“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动。”会上决定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众几万人,又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等口号。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这时,直隶省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等,并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为此,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也被查封。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在爱国运动中,邓颖超等人认识到,要想联系群众光靠讲演不行,还得演戏,这样才能吸引群众。于是,天津一些女校学生投入到演剧宣传活动中。一次,邓颖超在新剧《安重根》中扮演朝鲜爱国英雄安重根,想到周恩来擅长演戏,便邀请他来指导排练。周恩来应邀欣然同意担任舞台监督。排练结束,周恩来走到后台夸奖邓颖超等人演得不错:“初次演新剧,你们演得很不错了。”邓颖超笑了笑,说:“有什么不足,还得请伍豪给予指导哩。”

“谈不上指导,如果说不足的话,你念的台词像发表演说一样,慷慨激昂有余,自然不足。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刻刻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感染观众。你说呢?”周恩来说得头头是道,邓颖超等人不住地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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