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起那黑铁的锄儿,会议还控制周恩来外祖父主持新中中原人民共和国起家后首届中心军委的家常便饭工作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国盼望苏联空军援助的节骨眼上,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斯大林委托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100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有4000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1949年底,共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钢生产量为15.8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90多万吨下降83%。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2万多公里铁路,1949年要恢复80%,1950年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470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4000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900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1949年12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12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的地区,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国物价这年从4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1O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井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49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11日午后,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很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毛泽东收到联名电报后,不得不于12日电告已在沈阳的彭德怀和高岗:暂缓出动,来京一谈。

自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安2型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茨克停机加油,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这时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

斯大林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到莫斯科密商出兵抗美援朝事宜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9月15日凌晨,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

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文件中说:“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520万,为此,1950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120万”。会上,周恩来还特意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20万大裁军的报告。

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周恩来一提杨勇,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3年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一上任,杨勇便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订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促成了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得知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17日17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停止执行先头部队于17日入朝的命令,并要彭、高再次返京商谈。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有利于苏联,斯大林又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主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然而,就在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120万以后不到一天,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当天,朝鲜金日成首相特使、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带着金日成和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乘飞机到北京。金日成在信中介绍战局后写道:“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做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在毛泽东发布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林彪、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其中,林彪仍是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10月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商议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当时,林彪还是坚持不出兵的意见,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则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为此,林彪不赞成出兵,并说:“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这是上策。”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意见,告诉大家:“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身边工作人员虽然担心他喝醉,但是谁也不敢也觉得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是在旁边注视着他,分享着他的快乐。当周恩来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回到座位上时,童小鹏看他的身子有点摇晃,便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

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0月25日打响。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在北镇突然对敌军发起攻击,用了1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温井,歼灭了所有敌军。该次战役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

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时担负起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的反映以及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可以随时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有时,电话线路不好,周恩来常常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的,往往一个电话打下来,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

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顾虑重重。他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有关兵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

这时,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一个士兵需要多少吃的和用的,连这样细致的问题,周恩来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于爬山、钻林子。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产粮区在战争中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恩来又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做炒面。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了。周恩来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同机关干部一起做炒面,给了前线将士极大鼓舞。

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工作,并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即对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他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是名副其实的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前后方总策划者。

这场硬仗该怎么打?志愿军参战以后,战场情况表明,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轻易退出朝鲜的。敌军方面的作战意图是:在占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志愿军在前线作较长的休整。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战略问题。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确定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轮番作战,使得我方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还可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具体制订了轮番作战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斯大林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周恩来心中很不愉快,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0月16日,他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飞离莫斯科回国。

5月16日,周恩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专门讲到军队整编问题。他指出: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

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都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并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3月15日至10月26日分3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发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声音

这天的电报频繁不断,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3时和21时30分的两封电报:一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电报,并按毛泽东的要求转达苏联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为此不愿出兵,而希望中国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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